政策与消费者态度对自动驾驶汽车接受意愿的影响——中美比较及其启示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Transportation》2024年7月发表了我院学者的论文《政策与消费者态度对自动驾驶汽车接受意愿的影响——中美比较及其启示》（Role of policy and consumer attitudes in people’s intention to use autonomous vehicle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hina and the USA）。李兴华教授为第一作者，直博生邹洁如为第二作者，郭赟韬副教授与南通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的汤天培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论文的合作作者包括美国克莱美森大学Shubham Agrawal教授和硕士生冯禧。
Li, X., Zou, J., Agrawal, S., Guo, Y., Tang, T., & Feng, X. (2024). Role of policy and consumer attitudes in people’s intention to use autonomous vehicle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hina and the USA. Transportation, 1-48.
文章摘要：
自动驾驶技术预示着交通系统与城市规划的革命性变革，然而，由于其技术、基础设施、文化背景及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汽车自动化转型的进程呈现出多样性。中国与美国作为自动驾驶技术的领先国家，拥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本研究以两国公众对自动驾驶汽车（Autonomous Vehicle，AV）的接受意愿为核心，分别在两国收集了2000份有效问卷。基于拓展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本文探讨了社会人口特征、态度和政策相关因素对不同国家受众接受意愿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和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属性对中美两国受众的自动驾驶汽车接受意愿具有相似影响，性别和私家车数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中美两国间则表现出显著差异。此外，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认知、感知有用性和感知货币价值等态度因素对中国受访者的接受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感知非货币价值和主观规范在塑造美国受访者接受意愿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同时，研究还发现，已经倾向于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个体在政策影响下更可能进一步强化其接受意愿。
关键词：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接受模型，使用意愿，跨国对比
自动驾驶汽车（Autonomous Vehicle，AV）具备重塑交通模式、土地利用格局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潜力。它一方面有望提升出行时间的利用率、增强弱势群体的出行可达性并缓解交通拥堵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公众对隐私泄露、技术安全性以及事故责任划分等问题的担忧。AV对社会的影响方式将取决于其采纳与推广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又受到社会人口结构、公众对AV的态度、配套基础设施的可用性以及相关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深入理解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AV接受意愿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已有大量文献对影响AV接受意愿的因素进行了探讨，但关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尚未形成共识。更为关键的是，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大多聚焦于单一国家或地区。考虑到每个国家独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不同地区在采纳AV时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很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论文深入对比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潜在AV早期采纳国家中，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和政策相关因素等对使用意愿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并深入分析了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本论文以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为理论基础，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因素和政策因素这三大类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调查问卷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旨在收集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私家车数量、最常用的出行方式以及出行频率等信息；第二部分则重点关注参与者对自动驾驶汽车（AV）的态度和看法；第三部分则探究在不同政策情境下参与者意愿的变化情况。本研究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分别在中国与美国各收集了2000份有效问卷，并采用多指标与多因素模型（Multiple Indicators and Multiple Causes models，MIMIC）进行理论框架的验证与参数估计。
（1）社会经济属性与出行特征
在中国，家庭中车辆数量少于两辆或家庭年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更倾向于使用自动驾驶汽车（AV）。相比之下，在美国，拥有两辆以上家用汽车的人群更有可能使用AV。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在中国，女性相比男性更愿意使用AV，而在美国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尽管美国的年轻人更有可能使用AV，但在中国的千禧一代或年轻人在经济激励政策下使用AV的意愿更为强烈。
论文关于社会人口因素与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意向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凸显了中国和美国特定目标客户群体的差异。在中国，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应聚焦于家庭中车辆数量较少和年收入较高的人群，着重强调自动驾驶汽车的优势和便利。相比之下，在美国，推广活动应针对拥有多辆车的家庭，突出自动驾驶汽车在这类环境中的独特价值和优势。同时，两国在制定宣传策略时，都应关注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因为他们表现出更强的使用AV的倾向。鉴于中国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自动驾驶汽车，而美国则观察到相反的趋势，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推广策略时，需要充分考虑性别差异因素。
（2）态度因素
社会影响、感知非货币价值、对新技术的态度和感知有用性对两国受访者关于自动驾驶汽车（AV）的使用意愿均表现出相似的积极影响。然而，感知风险在美国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美国受访者更有可能担忧潜在的风险，并因此表现出较低的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意愿。有趣的是，感知易用性对两国受访者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对于美国受访者而言，感知易用性可能会削弱感知有用性，导致他们对自动驾驶汽车持更消极的态度，进而降低了使用意愿。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意愿：在感知因素方面，应向公众积极宣传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潜在好处和感知有用性，例如与其他出行方式相比，自动驾驶汽车在便利性、安全性、缓解交通拥堵以及提高出行时间利用率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为了减轻公众的感知风险和担忧，需要制定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安全法规，设计详尽的指南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系统故障，并确保用户隐私得到充分保护。在社会因素方面，需要开展更多的公共教育活动来提高公众对这项技术的认识和理解，包括组织试驾活动，以便在自动驾驶汽车正式推广之前积极塑造个人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正面看法。
（3）政策因素
论文所考虑的政策具体包括经济激励策略与便利策略。就不同政策下人们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意愿变化的影响因素而言，其与初始自动驾驶汽车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相似。在中国，感知有用性、态度和感知非货币价值是促使所有政策类型下使用意愿增加的三大主要因素，而在美国，主要的影响因素则是感知有用性、感知非货币价值和社会影响。这些趋势的背后可能反映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差异，以及两国在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上的不同。
本论文深入分析了社会经济属性与出行因素、态度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对自动驾驶汽车接受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着重突出了在不同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背景下，这些影响因素所展现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些深入的见解不仅能为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提供有益的指导，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撰稿 | 邹洁如
编辑 | 何 澜
校核 | 郭赟韬 孙东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