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客运输的真谛在于实现自由出行。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表明,衡量自由出行水平最关键的因素是快速化和便捷化。
汽车作为唯一一种既适合中长途又能实现“门到门”运输的交通方式,兼具快速、便捷两种特性,在现代客运出行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按照一种不严格的划分标准,500公里以下的客运出行,选择小汽车是十分“自由”的;500公里以上的客运出行,干线运输选择飞机或高铁,末端运输选择小汽车,应该是最能同时符合快速化和便捷化的出行方式。一向标榜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基本就是这种客运出行模式,尽管美国几乎没有高铁,但小汽车和飞机无疑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两种出行工具。
那么,我们能简单采用美国的出行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情不同。美国国土面积与我国相当,但人口只有我国的1/4左右,而且很少有类似我国“五一”、国庆、元旦、春节等爆发式的出行节点,加上美国资源丰富,环境基础较好,因此可以建设“车轮上的国家”。事实上,日本以及西欧发达国家普遍不具备美国的条件,所以在客运出行结构上和美国大相径庭。以日本为例,中长距离的城际出行基本以轨道交通为主,到城市后通过高效换乘城市交通系统,实现了建立在集约化基础上的客运快速化和便捷化。可见,必须根据国情特点和交通运输发展实际,制定适合本国本地区发展的旅客联程运输模式。
依托枢纽构建快速客运系统处于重要机遇期
我国人口众多,出行需求大,节假日集中式出行需求突出,这就决定了在城际客运出行中,也应像城市交通一样,引入“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旅客出行的快速化和便捷化。但另一方面,我国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地域辽阔,人口分布非常不均,而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引导发展模式。
总体而言,对于部分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和少数东中部地区),可以学习美国模式,在高铁站或机场等枢纽大力发展小汽车租赁业务,开展“飞机/高铁+自驾车”的出行模式;对于城市密集、人口众多的城镇化地区,可以学习日本模式,依托高铁站和机场大力建设高效衔接的综合客运枢纽,特别是将城市轨道交通引入综合客运枢纽,实现多种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之间的“零距离”和高效率换乘。
对于上述两种客运出行模式来说,以机场、高铁站为代表的枢纽场站,都是不同运输方式衔接换乘的场所,这就决定了枢纽场站是整个出行链的关键环节,而目前情况下却经常是出行链的瓶颈所在。显而易见,要实现客运出行的快速化和便捷化,必须在枢纽场站上做文章。行业管理部门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在过去30多年大力推进交通“线网”(公路、铁路、航道)建设的基础上,把交通“节点”(枢纽场站)建设作为行业发展的重点之一。从“十二五”开始,又特别把涉及多种运输方式衔接的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作为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抓手,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取得了明显成效,以上海虹桥枢纽、南京南站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综合客运枢纽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在提升客运效率和服务水平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
因此,抓住枢纽作为关键环节,因地制宜构建快速客运系统,是符合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这一特殊国情的交通发展模式。而且,当前仍然处于高速铁路和民航机场建设的关键时期,远景规划高速铁路的约50%、民航机场的约30%均尚未建成,依托枢纽构建快速客运系统处于重要的机遇期。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调整优化枢纽发展政策
客运枢纽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站场建设涉及部门较多,单靠企业力量投入建设和运营存在一定困难,其发展需要政府适当的引导与扶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目前对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给予投资补助,其认定标准是必须包含两种及以上对外运输方式(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并且根据枢纽所在区域(东中西部)、所在城市(是否为全国性枢纽节点城市)以及枢纽内部一体化衔接水平等因素制定了不同的补助标准,该政策多年实施下来总体效果良好,体现了较强的导向作用。
按照“把枢纽作为关键环节、因地制宜构建快速客运系统”的发展思路,笔者建议对现有的枢纽建设支持政策做一些优化与调整。
对于鼓励城际交通和城市交通均采用“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策略的高度城镇化地区,建议继续按照综合客运枢纽的换乘硬件水平来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即换乘距离越短越好、换乘时间越短越好,鼓励同一建筑内的同台换乘和立体换乘。在此基础上,按照换乘服务品质来进一步细化和优化支持标准,考虑到服务品质较难量化,可以采用枢纽运行一段时间后的用户评价作为依据,采用“以奖代补”的方法,以进一步明确体现政府支持政策的导向性。
对于采用“飞机/高铁+自驾车”出行模式的地区,鼓励在机场或高铁站等枢纽内大力发展汽车租赁业务,适应日益增长的快速、便捷的自由出行需求。除综合客运枢纽外,对于一部分只涉及一种对外运输方式的枢纽场站,建议参照综合客运枢纽对其给予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并研究对入住枢纽场站的小汽车租赁公司给予支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